作者：謝成光 (2002年 11月)
「五年運動」乃中國教會在三十年代發起充全國大型奮興佈道運動。中國教會在1922-1927年間面對著「非基督教運動」[1]的挑戰與打擊，普遍的教會均欲振乏力，元氣大傷。就在此時，中華基督教全國總會會長誠靜怡博士發起了這五年奮興佈道運動，給當時的教會帶來了莫大的祝福與復興，並推動了當時席捲全國的福音熱潮。現在就讓我們一同去回顧這一段寶貴的歷史，從中找尋出適用於今日的借鏡。
一．誠靜怡小傳
- 特殊的成長背景誠靜怡字敬一，1881年出生於北京。他的父親是滿州人，但思想比較開通，認為八旗子弟大多貪吃懶做不成器，所以生了男丁也沒有向朝庭申報領取皇糧，情願過簡樸的生活[2]。某次，他的父親因病進入了基督教醫院，有機會閱讀馬可福音，對耶穌的受死代贖很是感動，從此皈信基督，並在北京倫敦會一所教會擔任傳這，事奉了25年，帶領了全家歸主，後來成了倫敦會牧師。誠靜怡的童年受到中國傳統教育的孕育，然後進到倫敦會在北京設立的英華書院就讀；1896年畢業以後，轉入天津養正書院讀神學，1900年畢業。義和團運動期間，誠靜怡全家進入東交文巷使館區避難。1903至1906年，他轉赴倫敦協助母會牧師歐文 (George Owen) 從事翻譯及校正和合本的新約部份。兩人在三年零二十天內完成新約的譯本，並於19O6年出版，這是歸功於誠靜怡精通中英語文，和合本的北京官話能夠順利出版主要是他的傑作。[3]1906年，他在格拉斯哥 (Glasgow) 的聖經訓練學院 (Bible Training Institute) 進修，攻讀神學課程，於1908年畢業，隨即在北京市胡同的教會任職傳道。誠靜怡負笈海外唸神學，幾年在英國的生活與事奉，都開拓了他的事奉領域及國度觀念，並孕育出他日後成為中國教會的領袖。
- 熱心於公職的事奉他於1910年被委為中國教會的代表，在英國愛丁堡舉行的世界宣教會議中發言，在七分鐘之內列舉七點中國教會自立的意見，一舉成名[4]：1912年誠靜怡出任基督教中國諮詢顧問委員會秘書，因著工作的需要，要到全國各地與教會領袖及各教會機構的負責人，共同磋商及作意見上的交流。1913年世界基督教學生運動創始人兼主席穆德 (Dr. John R. Mott) 來華，推動 1910年世界基督教宣教大會倡導的宣教合作精神，使中國全國宣教會議召開後的續行委辦會正式組織起來，誠靜怡被委為執行秘書，他的領導角色漸漸被眾教會所認同。在他的領導下，先後在全國出版了中英文版的中國基督教年鑑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及編製中英文版的中華歸主雜誌 (China Ocupation) 。1916年，袁世凱稱帝，擬尊孔教為國教，誠靜怡站在基督教立場上竭力反對，並發起信教自由運動。[5]1922年中華基督教協進會成立，誠靜怡當選為總幹事，繼續負責在全國推動教會間的合作與中國教會自立的工作。1927年，中華基督教全國總會成立，誠氏被選為會長，這是他努力推動打破宗派窒礙教會發展的成果。1934年他轉任為中華基督教全國總會總幹事。
- 致力推動本色教會運動自I807年馬禮遜來華，福音的發展舉步唯艱：及至鴉片戰爭以後，傳教受到條約的保護，可以在沿海以至中國的內地開展福音工作，但卻漸漸令教會染上了帝國主義的色彩。中國近代史是一段屈辱的歷史，由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中法戰爭、甲午戰爭與及八國聯軍等戰史，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欺凌越演越烈：而當時的中國教會卻充滿著外國的色彩，時常被批評為帝國主義的侵華代表，特別是誠氏所身處的時代，無論國共兩黨都痛恨帝國主義，而且矛頭也直指著傳教士所建立的中國教會。誠靜怡作當時的教會領袖，在嚴峻的挑戰下，作出了勇敢的回應。他於英國愛丁堡舉行的世界宣教會議中鄭重的宣告：「我們希望不久的將來，在中國能看見一個合一的基督教會出現，沒有任何宗派及教派的氣質。」[6]自此以後，他便致力推動建立由中國人來辦理的「自理」、「自養」、「自傳」的中國化教會，一方面求使中國信徒擔負責任，一方面發揚東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醜號。[7]其實考查教會的歷史，「最早提出自立觀念者，是美部會 (American Board of Co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 的安德生 (Rufus Anderson, 1796-1880)，他認為宣教工場的教會，必須自理、自養、自傳（簡稱三自），才能有實質的增長。另一位同期的英國傳道會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領袖溫亨利 (Henry Yenn, 1796-1873) 亦推出，宣教仿如支搭棚架，當房屋築好了，棚架便要拆掉。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三自的觀念常在傳教刊物中出現，備受多方面的討論。」[8]本色化教會運動乃當時中國基督徒的一大覺醒，務使教會擺脫帝國主義的色彩，誠靜怡曾經這樣評論：「基督教百年前入中國，恃條約為護符……遺留下今日非教的種子。」[9]自誠靜怡等教會領袖的推動下，中國教會在自立與合一上向前邁出一大步，由中國信徒自己建立的教會如雨後春筍的湧現起來。
- 編寫《中華基督教會年鑑》《中華基督教會年鑑》 (1914－1936) 的出版，是由中華續行委辦會及中華全國基督教協會編輯出版，有關此年鑑之誕生、維持與發展，誠靜怡博士實在功不可沒。在當時的通訊與交通的困難下，他仍努力不懈，每年將各差會、各地區教會、佈道事工及慈惠服務等的某本資料及發展趨勢記錄下來，還對教會歷史之三大問題提上討論：[10]（一）中國教會與西教會的關係。（二）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協調，即中國教會本色化問題。（三）政教問題。年鑑的內容與執筆者，大多是當代教會的名牧與領袖（如賈玉銘、丁立美、石美玉、余慈度及誠靜怡本人等），由於記錄了當時珍貴的資料，以及各領袖所推動的事工，讓我們對了解昔日的中國教會有著非常重要的幫助，並可在其中發掘出寶貴的屬靈遺產。誠靜怡當年以無窮的魄力去編寫這部年鑑，及至1937年中日戰爭的發生，結果後繼無人之下而停刊，殊為可惜；但誠氏對教會歷史與資料的尊重，卻是我們值得學習的。反觀今日的香港教會卻只重眼前實務的迫切性，而忽視了歷史的記錄，很多寶貴的經驗與屬靈傳統，可說很容易便湮沒於歷史的長廊之中，不復再現。
綜觀誠氏的一生，致力於中國教會的自立運動與及福音奮進運動，由於他曾經留學外國，與及加上他對普世教會事務的認識，所以在國內以至國外的教會界中均被視為舉足輕重的領袖。例如1928年在耶路撒冷舉行的世界教會會議，他在大會中被選為副主席[11]：他一生共獲得三個榮譽博士學位，是分別來自美加及國內的著名學府。他最後於1939年病逝於上海仁濟醫院，享年58歲。
二．五年奮進運動
1927年中華基督會全國總會成立，誠靜怡被委任為會長。在他致力推動下，發起了一項在近代中國教會史中規模最大，影響極為深遠的「五年運動」（簡稱五運）。這運動是期望於五年之內，致力推動全國的佈道事工，以及提倡多項教育和社會建設，使到現有信徒質量深進，數量倍增。「五運」的口號為：「主啊！奮興你教會，先奮興我！」這口號乃誠靜怡提出，可見其在這運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 五年運動產生的背境
- 當時的政局20年代乃中國政治非常動盪的時期，對外受到日本的欺凌滋擾，對內則受到列強侵略及軍閥割據。國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因而排外情緒日高，國共兩黨均致力於推動人民打倒帝國主義，因而於1922-1927年發動了一連串非基督教運動（簡稱「非基運動」），向教會及信徒進行攻擊與挑釁，因為基督教被視為帝國主義的侵華工具。1924-1927年國民政府進行北伐。1925年因排外運動更發生五卅慘案事件，反帝國主義情緒高漲。1927年發生南京事件，排外情緒日增，英日領事館受攻擊，多名外國人遭殺害，外國宣教士亦因受到迫害而紛紛撤離中國。同年，國共兩黨分裂，最不幸的是於1928及1930中國受到國際金融風波及水災的影響，經濟大受打擊，人民生活飽受摧殘。
- 教會的狀況中國教會於非基督教運動打擊下，不少教堂被軍人佔用，財產被匪徒掠劫，外國宣教士亦被迫撤離。教會經濟支援亦因此受阻，信徒陷入沮喪和絕望之中，一時無法振作起來。此時的教會領袖如誠靜怡等人，開始反省如何使基督教在動盪不安的社會中振作起來。為了奮興教會沉寂的境況，復興信徒的信心及實踐建國的使命。正如另一位教會領袖趙紫宸所言：「當教會面對困境，停滯不前時，信仰能夠絕處帶出新生，從死亡之中開出新路，這是基督教信仰的偉大之處。」[12]因此在這些教會領袖推動下，便嘗試以「五年奮進佈道運動」來振奮各地教會和信徒，便教會復興起來。
- 五年運動的形成1930年召開了杭州會議，邀請了全國的教會領袖發表對奮進佈道之意見，最後順利通過並加以推行「五年運動」。與會的教會領袖一致認為，任何的進步必須基於基督徒本身靈性的復興，藉著更勇敢的基督徒生活去傳揚福音。基於這種信念，在五年運動各部之推動工作外，它就特別著重靈性復興、團契小組和退修會。[13]對內奮興信徒靈性，對外闡明福音並作大規模的宣傳，五年的奮進佈道運動就此發起。[14]
- 五年運動的目標與推動五年運動的目標乃期望於五年內致力全國佈道運動，議定有佈道、識字運動、宗教教育、基督化家庭、受託主義、青年事業、教會鄉村等七大工作計劃。[15]
- 佈道事工上的形式[16]
- 環遊佈道提倡教會組織各類型佈道團：有家庭、個人、醫院、監獄、商店、學校、工廠、平民、鄉村、舟車。每團至少有三人，包括書記、會計、團長在內。
- 聯合佈道大會同一城市之各教會，在同一時間開佈道會，任何人經過不同地方都有機會聽聞福音。
- 團契運動著重團體或個人靈性的操練，其效果非常顯著，能帶出個人在實踐上有很好的見證。靈性上有四大目標追求：（一）極端誠實（二）極端清潔（三）極端愛心（四）極端無私。
- 奮興會在東西、南北各地舉行奮興會，參加的人盈千累百，有軟弱者透過奮興會復興其靈性，繼而往外傳福音遵主的便命。
- 靈恩會在山東顯著興旺，多以唱靈歌、說方言、見異家，雖重於感情上的抒發而忽略理智，但在行為上也熱心於佈道事工。
- 福音廣播每日節目內容有英文宗教講道、國語讀經、聖經研究、人格訓練、兒童故事、傳記、醫學衛生、佈道、晨禱及晚禱。
- 識字運動當時文肓佔全國人口85%。45歲以下之文肓慕道者先有學習識字讀經之機會才加入教會。另有識字運動應用字、修正平民千字課程、研究語調、教授注音符號等：也有教會所辦之平民學校或教友識字班。[17]語文方面由文理文改為文言、語體改為白話，[18]這是回應了當時社會的現實需要。
- 宗教教育1931年組織了中華基督教宗教教育促進會，為了改進主日學校的教材，他們去到各地練習班內研討教科書的內容。提倡開辦查經班，以查經培育會友的靈性，目的要教育信徒獻身事主，訓練慕道友和訓練宗教教育領袖，又開辦研究院以編譯本色教材。為兒童、青年及成年編制新課程，[19]譯本內容大部分是由英文課本編譯過來。
- 基督化家庭教育提倡家庭崇拜、每人每日有靈修生活、為別人代禱等。全國教會舉行基督化家庭運動週，按事工的目標而出版材料，形式有書籍、表演、標語、詩歌、兒童祈禱咭等作為教育，也有領袖及母親訓練班。[20]
- 受託主義中國教會為要達成自立、自養，教導信徒明白自己所擁有的都是受託於神，如才幹、財產、生命、家庭等：遷新屋、新生嬰孩奉獻禮，人應忠於所託，將一切獻給神。[21]從高伯蘭博士書中編譯受託主義課程，並藉著講道查經中提倡。[22]
- 青年事業要讓更多的青年加入教會，必需有青年佈道事工。青年是教會之生力軍，需要向學生及在職青年傳福音。有組織青少年團契、夏令會、修養會以配合他們不同背景的需要。[23]這兩種聚會雖然不是佈道的工作，但教會也著重信徒在忙碌的事奉中要學習安靜，像耶穌退到曠野從神那裏支取能力。[24]
- 教會鄉村鄉村教會需要自立自養，農民生活與事業有密切關係，教會要有一個適應鄉村環境的方法；就與金陵神學、齊魯神科合作推動農業工作，改良種子試驗，積極研究及訓練鄉村領袖，以達到各鄉教會能自立自養。[25]其他的建設有平民教育，如：開辦鄉村圖書館、戲劇團、合作社、自衛團等。[26]
- 佈道事工上的形式[16]
- 五年運動的反省與評估
- 佈道事工蓬勃發展「五運」於短短五年間使各地教會佈道事工進入欣欣向榮的境況，雖然有些教會因信仰立場不同，但都在「五運」奮興運動的氣氛感染下，各自組織不同的佈道事工，諸如由宋尚節與計志文組成的伯特利佈道團，所造成的福音熱潮席捲全國。按報告指出信徒人數比「五運」前增加了一倍有多，但確實增長人數應未及一倍數量。而佈道的形式多元比，信徒能積極參加佈道工作，見證基督；並且深化佈道的涵意，使信徒能夠整全地把救恩和社會關懷兩者實踐於「五運」早期；讓信徒把神國的公義在社會彰顯，但到後期的福音及佈道工作，只以社會服務代替福音，[27]這是我們應該引以為鑑，力求在福音與社會服事中取得平衡。
- 教會勇於回應時代的需要「五運」大膽領導教會直接與政府合作參與社會各項的服務，滿足社會的需要而被社會認可和接受。例如在文肓眾多的年代，推行了識字運動，便到有十萬人受惠[28]，既可傳福音，又可服事當時的民眾；今日香港的新移民、低收入人士以及失業的群體，也有關懷的需要，我們能把握機會將福音傳給他們，在社會上作出美好的見證嗎？
- 推動教會較為全面的發展「五運」期間，做了大量的文字工作，印刷了大批書刊和單張，包括各項事工的材料、聖經及針對農村重建及平民教育等資料；這些印刷資源因著社會的需要都發揮了大大的功能。此外，亦讓信徒明白進行家庭基督教教育的重要[29]，這也是我們今天教會所值得注意的，隨看香港教會平均年齡趨向中年化，我們已不能只停留於過去的牧養模式，而需加強家庭事工的牧養與重視；另外，「五運」也加強教會對受託主義及奉獻的認識，透過信徒對信仰的委身，使教會達到自立自養的果效；並增強教會對農村建設事業的參與，發揮在社會中的影響力。
三．總結
「五年運動」在誠靜怡博士的領導下，成為中國教會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使中國教會重新有欣欣向榮之象，各地奮興運動接腫而至，既有大規模之聯合運動，亦有個人主領者，如宋尚節之佈道，足這遍全國及南洋、臺灣；王載、王明道亦在各地佈道領會，成績卓著。[30]在當時動盪的局勢中，仍有以誠靜怡為首的教會領袖，為推動教會復興而獻上努力，使三十年代的教會出現一時的奮進現象，使中國教會在困境中迅速成長。但願今天的教會也能在香港正處於水深火熱的年代，可以捩臂一呼，帶出奮進的福音熱潮與生命動力，回應這個時代的需要。
[1]「非基督教同盟運動」乃1922-1927年間，在知識界及學術界發起挑戰基督教的運動。
[2]誠榮慈：〈懷念親愛的父親誠質怡〉，《金陵神學誌》，第九期（1998年11月），頁91。
[3]〈誠靜怡小傳〉，《中國與教會》，第廿二期（1982年3-4月）。
[4]〈誠靜怡小傳〉，《中國與教會》，第廿二期（1982年3-4月）。
[5]卓新平編：《中國基督教基礎知識》（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頁229。
[6]查時傑：《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上卷，（臺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頁123。
[7]楊森富：《中國基督教史》（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頁293。
[8]林榮洪：〈清末民初教會自立運動〉，《今日華人教會》（1996年2-3月），頁19。
[9]《中華基督教會年鑑（十）》（臺北：中國教會研究中心），總論，頁5。
[10]《中華基督教會年鑑（一）》（臺北：中國教會研究中心），序言。
[11]查時傑：《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上卷，（臺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頁123。
[12]蕭楚輝：《奮興主教會》，（香港：證道出版社，1989），頁16。
[13]馬克正：〈南京政府建國時期基督教之佈道事工〉，《中國與教會》（1984年11-12月），頁9-10。
[14]蕭楚輝：《奮興主教會》，（香港：證道出版社，1989），頁18-20。
[15]洪君保：〈五年運動〉，《中國與教會》，第十八期（1981年9-10月），頁15-16。
[16]崔憲詳：〈佈道〉，《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十二期，頁43-47。
[17]張福良：〈農村教會〉，《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十二期，頁67。
[18]記者：〈識字運動之調查與建議〉，《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十二期，頁215。
[19]洪君保：〈五年運動〉，《中國與教會》，第十八期（1981年9-l0月），頁15。
[20]李冠芳：〈基督化家庭事工的鳥瞰〉，《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十二期，頁61。
[21]洪君保：〈五年運動〉，《中國與教會》，第十八期（1981年9-10月），頁16。
[22]張雪岩：〈受託主義與教會自養〉，《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十二期，頁75-76。
[23]洪君保：〈五年運動〉，《中國與教會》，第十八期（1981年9-l0月），頁16。
[24]崔憲詳：〈佈道〉，《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十二期，頁45。
[25]周明懿：〈五年來教會之鄉村工作〉，《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十一期上，頁131。
[26]張福良：〈農村教會〉，《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十二期，頁67。
[30]洪君保：〈五年運動〉，《中國與教會》，第十八期（1981年9-10月），頁15-16。